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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陪老陈去川大法学研究所找了原西南政法大学校长刑法专家龙宗智，发出了请他出庭辩护的要求。晚上老陈推荐了一篇法学博客，是“南山驴”的，象是遇上了知音，连连叫好。好什么呢？我泼冷水说，不就是又一书生么？连龙校长这样的国家级大师都感叹“没有标准，遇到外力干预作用的事也不是一例两例了”。但说归说，今儿还是悄悄地学习一下，并且不仅叫好，还击节，表现得比老陈还兴奋，头点得象小鸡啄米一样。
这篇日记说的是他参与或独立办理的刑事案件中，或有冤或有罪。对有罪的，不论从道德角度看还是法律角度看，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坏人。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替坏人辩护？让我们来看看：
为了钱？不错，通过刑事辩护我确实能够获得收入，而且我需要钱，作为一名既非股民亦非基民且无其他投资的执业律师，律师费目前是我唯一的经济来源。年轻人有房有车的梦想对我也极具诱惑，可是我办理刑事案件获得的收入却少得可怜，更不要说每年还要承担一些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援助案件，如果靠办刑事案件实现家庭梦想，那可要等到猴年马月。
那就是为了公平、正义抑或是为了维护人权？有人读到这里一定会笑了，你小子可真能装大瓣蒜，自己还处在温饱水平，每天还要支付买商品房的银行贷款，有什么资格奢谈那些不着边际的东西？是啊，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讨厌崇高与拒绝尊严的社会，因为人们见过太多虚伪的装腔作势，如今更欣赏解构与恶搞。其实不管是否敢于公开承认，每个律师都心存公平和正义的梦想，只是我不再象刚入行时那般天真。因为现实告诉我，对于律师来说，法律的适用只会产生结果千差万别的个案，从来就没有抽象的公平与正义，更不会有抽象的人权。仅凭一腔热血和万丈豪情，在冰冷的社会现实面前除了碰得头破血流外，不会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更何况象我这副瘦弱的身板也根本就担不起拯救人类灵魂这等重任。
如果既不是在为金钱而辩护，也不是为了公平与正义而辩护，那我为什么还不辞劳苦地尽可能地办理自己能够接触到的刑事案件呢？我到底在为什么辩护？
我辩护，是在为自己辩护！！
为自己辩护？有人会问，难道你自己是坏人吗？不论说人之初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在我看来都不对，我觉得其实人一出生，除去哭喊与吃喝外，没什么善恶之分。虽然我每天都在面对社会的各种诱惑，看到金钱、美女、权力难免时常想入非非，可至少从表面上看还算得上是个遵纪守法的纳税人，所以我为自己辩护，并非因为自己是个坏人。
我之所以为自己辩护，因为我是一个潜在的刑事犯罪的被告人，我也是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刑事犯罪的被害人。当然，我希望自己有生之年永远都不要成为这两种人，因为成为这两种人就意味着我本人和我的家庭要遭受巨大的不幸。有人说，象你这样的律师成为这两种人的可能微乎其微，这是实话。可是，要避免成为这两种人，仅仅靠我个人的谨小慎微，象目前所做的每天下班就回家，不吸烟，不酗酒，不出入色情场所，不吸毒，不参加黑社会，还是远远不够的。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要永远与之绝缘，还需要命运的眷顾。每个人都那么幸运吗？我自信，天上根本就没有一个幸运星象舞台上那束追光灯一样，会永远追随着我。
看看那些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一时的冲动，不知节制的欲望和贪念，愚昧与无知，背叛与陷害都随时可能让原本老实巴交的人酿成终身大错。当然，我相信自己还是具有相当自控能力的，又学习了多年法律，目前还从事律师工作，不会象沈阳那位“刨锛恶魔”的前同行那样报复社会。可即使一天到晚谨小慎微地活着，我能保证不会有歹徒把我这个因为职业需要而整天衣冠楚楚的穷鬼误当成大款吗？尽管这样的歹徒劫了我这样一无财二无色的家伙会大喊冤枉，并极可能会被警方送去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但是去过看守所的人都知道，这等利令智昏的家伙现在还是大有人在的。
再看看自己的职业，每天为自己当事人的各种案件在出谋划策，绞尽脑汁，案件总是有输赢之分，尤其在一些双方对抗比较激烈的案件中，引起对手愤恨在所难免。若总是遇到明辨是非，懂得出现问题首先从自身找原因的倒还好说，万一遇到个别想不开的家伙铤而走险，铁嘴钢牙的律师变成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也不是没有先例。
还有，看看“杜培武案件”、“李久明案件”、“佘祥林案件”、“聂树斌案件”，我们就会知道，原来还有那么多和我一样下班就回家，没有任何夜生活并且遵纪守法的老实男人会在根本就没有犯罪的情况下，一夜之间从农民、甚至警察等各种身份统统变成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经过刑讯逼供后，根据一些莫明其妙的证据，分别判处死缓甚至死刑，家破人亡。
我还知道，我的一些外地同行在办理各类案件过程中，居然会在完全恪守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并且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从辩护人或代理律师沦为阶下囚，待到无罪释放，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已经人去楼空，有的甚至从此万念俱灰，遁入空门。这些都不是小说中的故事，而是的的确确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今天的真实事件。
所以，我对自己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那么，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幸沦为一名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或被害人，我希望得到，或者希望伤害我的被告人什么样的审判？
作为被告人，即使真的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仍然希望自己能够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受到公正的、人道的待遇，除了法律规定的罪有应得的惩罚之外，我不希望自己受到包括刑讯逼供之类的任何的酷刑和不人道的刑法或非刑罚制裁，更不希望自己在没有任何辩护的情况下被秘密审判甚至秘密处决；如果我根本就是无辜，那我就更加热切地企盼能够通过公正的刑事诉讼程序还自己以清白。同时因为自己原本就是无辜，我自然不希望自己在刑事诉讼中遭受任何伤害，不论精神的还是肉体的，我希望自己能够保有应有的尊严，我的人身自由，我的人格，我与其他人一样的平等，以及我的个人隐私，我的住宅，还有我的财产和我的言论自由等等，都不会因为我成为被告人而被任意地践踏。
作为被害人，我希望伤害自己的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我能够及时地从办案部门获知案件的准确信息，同时希望自己的尊严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护，我希望能够得到社会的同情与帮助，在我最需要的时刻得到迅速而又适当的援助。我还希望能够通过公正的诉讼主张自己权利，并且在自己受到严重伤害时，从伤害自己的人那里获得赔偿，如果不能得到赔偿，那么我企盼我能够得到国家适当的补偿。
这仅仅是我自己的企盼吗？我，我们，我的，我们的亲人和朋友，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或者被害人。这是我们共同的企盼。
我们所有企盼的实现，都依赖于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好的制度会使我们共享福祉，它可以迅速打击犯罪，并且最大限度保障人权，让无辜者不受到拘留、逮捕和关押。坏的制度之下则是玉石俱焚，没人能够幸免，不论是普通人，法官，检察官，还是警察，而且昨天我们无动于衷地看着杜培武们被冤枉，今天漠不关心地旁观佘祥林们在受难，明天就可能是我们的亲友，甚至是我们自己在遭殃。就如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著名铭文：“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没有人还被留着给我说话了。” 这是二战期间纳粹屠杀中的幸存者，马丁”尼莫拉牧师用血换来的惨痛教训。
我辩护，因为刑事诉讼制度直接关系到我，我的爱人，我的亲友们的自由和尊严。因为刑事诉讼制度直接关系我们，所有人的命运。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律师，我们必须重视、警惕、并竭尽所能地阻止刑事诉讼制度的恶化，因为恶化了的刑事诉讼制度会狂飚般地摧残如花的生命，让人心荒芜，使得人对人产生畏惧，“然而人对人的畏惧则是有害的，是滋生犯罪的。受奴役的人比自由人更加纵欲、放荡和残忍。”[①]最终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远离、躲避与保持沉默是不能阻止刑事诉讼制度恶化的，那样只能让马丁”尼莫拉牧师的悲剧重演。只有参与其中，在一个个鲜活的案件当中持续不断地发出辩护的声音，哪怕是最最微弱的声音，也会产生作用，因为参与刑事诉讼的，不仅仅是法官、检察官、警察、被告人和被害人，还有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亲友甚至邻居，一群与他们最最感同身受的人，亲身体会到刑事诉讼之痛的人。刑事诉讼制度改变和进步的推动渗透在我们办理刑事案件的每个环节，不论在侦查阶段还是审查起诉阶段，不论是会见被告人，还是会见办案人，也不论面对家属还是在法庭上慷慨陈辞。每一个微小的努力都会如同微小的水滴一样，滑过已经被权势、金钱与专横的混凝土浇注得磐石的灵魂，汇聚起来流进期盼着清泉滋润的心田。不能等到大难临头才后悔，那时已经悔之晚矣，当年刘少奇面对前来抄家的红卫兵挥舞着宪法来维护他国家主席尊严的瘦弱身影，早已经将这种悲剧推向了极致！我们不能让悲剧重演，就必须阻止悲剧的发生，阻止悲剧的最好方式，就是尽可能多地参与刑事诉讼当中，为了我们自己，替“坏人”辩护。
黎巴嫩文豪纪伯伦说过：“就像一片孤叶，不会未经整株大树的默许就枯黄，作恶者胡作非为的背后，并非没有你们大家隐匿的允诺。”为了不做那个“隐匿的允诺者”，所以我辩护。